文人的体面

本文来自微信大众号：经观评论 （ID：jingguanshuping），作者：姜昊骞

董其昌当年辞官时是湖广提学副使，性情孤绝，开罪了当地的许多绅耆宗族。现在，朝堂党争已然失控，他仍是挑选放下文艺家的拘谨，决然踏入浑水，“就算字画再闻名，没有政治位置，又如何能保其家呢？”

靠面子活着的董其昌

姜昊骞|文

《江南困局：晚明士大夫的危机时刻》这本书的标题起得很大，我简直认为这是一部解说明朝消亡原因的作品。幸亏，我的断章取义是过错的。读罢全书，我觉得前语里最逼真、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话是：与皇帝共享权利的士大夫们，全体看起来好像无比强壮，但细看单个宗族却是目睹他起楼房，也目睹他楼塌了。换句话说，《江南困局》讲了6个“楼塌了”的故事。

《江南困局：晚明士大夫的危机时刻》

唐元鹏|著

万有引力|广东公民出版社

2024年8月

书中不时说到了“白银本钱”“献忠时刻”。只看这几个关键词，我脑补出了一条逻辑链：白银本钱流入我国，引发社会失序与动乱，终究导致明朝消亡。关于滋润在唯物辩证法与阶层剖析法的我国读者来说，这能够说是一个默许的解说模板。

十三世纪日本金融本钱开展，引发武士破产，恶党丛生，终究导致镰仓幕府消亡。当然，这个模板也有达观向上的前进版别，比方价格革新。十六至十七世纪，美洲金银很多涌入欧洲，引发物价上涨，冲击了收取定额地租的封建地主，推进了本钱主义的开展。

依照这样的逻辑讲下去，《江南困局》里6个遭殃的士大夫或宗族，应当是明朝衰败的缩影吧。所谓“以小见大”，作为明朝事实上的统治阶层，每个士大夫宗族都是一个代标明朝国运的小世界。

可是，唐元鹏先生挑选的事例，好像恰恰在跟顺滑的前史逻辑对着干。白银本钱在书中的表现并不多，大部分胶葛依然是环绕土地和政治权利打开。

失序与紊乱是存在的。比方，第一章里记叙了江南“刁民”的乱象：“房子现已交割生意后，原房主还来占住；田产交割清楚后，原地主也来占种。现已发过誓画了押签定文书，转瞬就不认账；现银买卖成色交验清楚的，又来扯什么债款利益。”作者还总结了“疍吏均衡”的概念，意思是，官吏克扣不能超过公民忍受的极限，否则就会引发民变。

前一类乱象的底子原因是“不在地主”的很多呈现，也便是地主常年在工商市镇或府城寓居，将田产长时刻租给田户。地主有“田底”，而田户有“田面”。用现代的话来说，便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别离，再略微杂乱一些，便是三权分置了。

至于疍吏均衡，则有些大而化之了，将官吏与公民别离当作铁板一块的集团来看待，底子上归于朴素克扣言语的领域。事实上，《江南困局》中丰厚的故事与精彩的拆解恰恰标明，这个相似开裂应力的模型主要是对现象的描绘归纳，而非解析原理。

所以，这本书最好的打开方式，或许便是抛开大局逻辑，专心于部分的纹路。比方说，“脸面”。

脸面并不空无

实话说，尽管我是土生土长的我国人，但我对“脸面”问题的知道底子停留在东方主义的层次上。详细点说，就像林语堂讲的那样，“它是空无的，男人为它奋斗，许多女人为它而死。……它比命运和恩惠还有力气，比宪法更受人敬重。它常常决议一次军事行动的输赢，它能够推翻政府的一个部。我国人正是靠这种虚荣的东西活着”。尤其是这篇小文的最终一句，要用“法治政府”替代“面子政府”，似乎面子是一种辅导社会运转的底子规律。

《吾国与吾民》

林语堂|著

群言出版社

2010年11月

但“火烧董家楼”的故事清楚表明，脸面一点也不空无，反而像梅雨时节的潮气相同厚重黏腻。

这儿的董家指的是董其昌。董其昌以文人画闻名，按理说是一个十足的文化人，但在前后的事端中，他的行为一点点看不出面子。

工作的原因是一篇编列董老先生的淫秽小曲。董其昌深感受辱，就去查找小曲的作者，成果从演员钱二口中得知，作者是董其昌的连襟、同为本地绅耆的范昶。范昶天然矢口否认，但被董其昌逼着下跪与钱二对质，回家之后活活被气死，由此牵连出一系列群体性工作。

董家后来总共有4家宅子被打，字画财宝被洗劫一空。乍看起来，这是一个“死要面子活受罪”的典型事例，归于激愤之下的非理性行为，或许用唐元鹏的话说，是“上头”。

不过，从董其昌后边的做法来看，或许这件事自始至终都不是上头，而是理性估计得出的势所必定。最典型的表现是他对官府公告的反响。

董家楼被烧之后，县府两级别离张榜安民，内容仍是明代维稳的老一套：董家素日多遭仇恨，事出有因，现在民怨现已宣泄，不得再生事端，否则严惩不贷。依照惯常的处理，官府会抓几个带头捣乱的乱民，然后工作就那么过去了。大部分状况下，苦主也会认栽。但这一次，董其昌特别“刚”。

他坚持建议，此事绝不仅仅是暴民捣乱，一定有“士人”鼓动挑唆。客观来说，董其昌的说法是正确的。墨客组织起来到府衙示威，控诉董家欺压范家，沿途带动了很多大众。范家背面的冯家举行全族大会，要与董家敌对究竟。

烧楼之前，城中有谣言，“若要油盐强，先杀董其昌”。在其时的识字率和社会组织条件下，这种制造舆论的行为简直必定由士人参加甚至主导。但问题在于，这不是董案独有的状况，而是人所共知的知识，官府对此更是心知肚明。

书画可保家否？

那么，董其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唐元鹏的剖析颇有见地：“但董其昌偏不，他非要把工作闹大……要追查生员职责，冲击面就会十分广，那便是要与合郡士绅刁难。……可是，如果在这个时分畏缩，那董家未来还能在松江安身吗？何况作为新兴起的宗族，董家与范家、冯家这些老牌官宦宗族的争论，清楚是松江政治格式的一场奋斗。”

这种“奋斗”不仅仅是位置排序，愈加触及生死存亡。这是由官宦财权与政权的密切关系导致的。简略讲，明代官宦不是民营企业家，他们之所以能够集合起很多财富，不是靠开掘和满意顾客的愿望，而是由于官方对官员有优待，布衣挂在官宦名下能够减免赋税徭役，也能免遭欺压。所以，不少人会带田产、房产、商铺投献，明人称之为“诡寄”。

在这样的威势之下，官宦子弟和家奴常常狗仗人势，强买强卖，既是为家里添财，也能自己揩油。《江南困局》里举了一个生动的比方。南浔县人谢奎借了范家五两银子，短短一年时刻，本息变为九两。范家家奴为催债，指派一名残疾老人去谢家蹭住。谢家不胜其扰，又无力还钱，只得将地步贱价变卖给范家，又到范家做了两年奴才。

任何一个官宦人家的发家史里都免不了此类恶霸情节，民怨一向存在，只不过平常投诉无门。一旦有关键呈现，有冤情者就会纷繁出面，接着就会是趁火打劫、无事生非之辈蜂起，比方书中说到的“蓝袍大王”。

所谓蓝袍大王，便是有功名而无官位的读书人。他们缺少自力更生的技术，又脱不下长衫，工作面较为狭隘。除了教学以外，他们也常常帮人诉讼甚至鼓动乡里。不过，一味责备这些“讼棍”也是没有意义的。究竟，有官威则有人望，有人望则有攀交，有攀交则有克扣，有克扣则有怨气，有怨气，则必有怨气的表达、分散与扩大机制。

董其昌深知其间好坏。单纯抓几个捣乱的大众是没有用的，他要做的是震撼清闲士人及其背面的其他官宦宗族，让他们不敢容易找董家的费事。否则，董家有多少座宅子可烧？

风趣的是，火烧董家楼工作产生时，董其昌乡居已近10载，年逾花甲。但此事之后，他活跃结交东林党人，4年后借着早年教过的皇子朱常洛即位之机，重返朝堂。倚重宦官魏忠贤的“木匠皇帝”朱由校登基后，董其昌又改换门庭，攀交与东林党敌对的阉党。天启帝驾崩，崇祯帝上台后横扫阉党，董其昌又忙着毁掉前些年与阉党官员的来往文书，但仍是遭到弹劾罢官。

董其昌当年辞官时是湖广提学副使，性情孤绝，开罪了当地的许多绅耆宗族，成果让秀才们集结起来砸了衙门，只得告病回乡。现在，朝堂党争已然失控，他仍是挑选放下文艺家的拘谨，决然踏入浑水。或许正如唐元鹏所说，“就算字画再闻名，没有政治位置，又如何能保其家呢？”

这才是“脸面”的真义。